但谭兴彪有时也有点后悔。当时他太痴迷于天文社团的活动，天天都跑到天文教室摆弄望远镜、看书学习天文知识，成绩从中上游下滑到中下游，没能考上高中。
他最终决定去职业院校读幼师专业。谭兴彪的天文启蒙教师陈礼碧打算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做天文教育，但这个男孩的野心更大：他打算从幼儿园做起。
他还期待毕业后回到家乡平塘县开一家天文馆，卖天文相关的器材和书籍。采访中，他反复表示：“我们那里的教育太落后了。”但聊起在北京参加比赛的往事，他却很自信：“我们的动手能力绝对‘碾压’他们（北京的学生）。”
陈礼碧发现，在通州中学，参加天文社团的多是边缘生——成绩在中考录取分数线上下徘徊，当地教师戏称为“跳边疆舞”。但他也提到，学生们去北京参加过比赛后，多多少少都会发生变化。
陈礼碧记得，有个“跳边疆舞”的女生成绩一直在380分左右。贵州的师生到北京，登长城、游览故宫是保留项目。那次在长城上，陈礼碧看到一个外国游客，便故意跟这个女孩说：“老师想跟那个老外合影，你去帮我说一下。”女孩憋得面红耳赤也不知该怎么表达，她难为情地说：“老师，我还以为我学的英语足够用了。”
当时距离中考还有不到半年，这次“刺激”之后，女孩的总成绩竟然猛涨了100多分，稳稳地考入县里的高中。
短暂的天文教育在越来越多的学生身上留下印记。
平塘县教育局从2017年开始统计报考天文专业的高中毕业生，迄今已有190名学生进入天文专业学习。如果再加上天体物理等天文相关专业，已多达800余人。
平塘县民族中学2019届毕业生刘章韬报考了中山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但被调剂到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努力了一年后，他转专业回到最向往的物理与天文学院。
按照学校规定，转专业学生需要重读一年大一。但刘章韬不以为意。早在读高中时他就确立了目标，以后要从事天文方面的工作，他也是民族中学天文社团的第一批成员。
新学院的课程排得满满当当，记者跟刘章韬约了几次时间，但他只能在周末拿出半个多小时接受采访。刘章韬向记者“抱怨”课业压力太大，再加上身处“学霸”宿舍，压力更大，但他言谈中有掩不住的兴奋：“我们宿舍有个家伙已经在自学大三的内容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他计划把吉米多维奇习题集和费曼讲义都刷一遍，巩固数学和物理基础。进入大学后，刘章韬清楚地意识到科普和科学之间的差别。要做天文研究，必须先学好数学和物理。
刘章韬读高二时参加过天文知识竞赛，得了贵州省第二名，也是唯一一名来自县中的学生——以往只有城里的孩子才能在这个比赛中得奖。
那次比赛还给刘章韬带来一次意外的机会：在那年的世界数字产业博览会上作一次演讲，主题是“我与FAST”。
回忆起两年前的这次演讲，刘章韬很激动：他见到了国家天文馆研究员、北京天文馆馆长等“大咖”，还跟他们合了影。
刘章韬的家在平塘县克度镇，也就是FAST所在的乡镇。他在家时常到天文体验馆附近跑步，FAST落成那年的国庆节可以免费参观，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射电望远镜。
克度镇的几个场馆中，刘章韬去得最多的是南仁东纪念馆。这位老天文学家被称为“天眼之父”。他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研究FAST的选址、可行性，直到2016年9月25日，他主持的FAST落成启用，1年后，他因肺癌去世。
高中放假回家时，刘章韬喜欢躺在自家屋顶上，拿一个口径50毫米的双筒望远镜仰望星空。大山里的夜很黑，星星显得格外亮。在望远镜里，刘章韬感觉到宇宙的浩瀚无边。
他引用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一句话描述自己的状态：“一个人生命中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
在克度镇大窝凼的喀斯特洼坑中，大射电望远镜昼夜不停地接收电磁波，寻找脉冲星、探索宇宙的边缘。平塘县这些小小的天文阵地，则不停地向四周辐射“电磁波”，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雅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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