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不感觉苦的原因是，董山峰此时的精神世界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他遇到了一群带他“仰望星空”的老师。
1958年后，由于历史原因，一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来到了徐水中、小学担任老师。
“胡道稷的英语，王辅仁的数学，梁家华的生物，张庆年、张锦华的语文……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视野开阔，讲课时旁征博引，信息量大。他们气质中的儒雅与平和是我们这批农村孩子所不曾见过的。他们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展现给孩子们，把个人、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告诉孩子们，把求真务实的科学作风传递给孩子们，相当于为同学们打开了天窗和天眼。”每每谈起那些老师，董山峰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这些老师中，英语老师胡道稷一直是徐水县城的传奇。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曾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同在西南联大读书，后任新华社笔译记者，上世纪50年代来到徐水。
“当时胡老师是全程用英语为中学生授课，这在徐水甚至大城市都是凤毛麟角。我第一次知道斯诺在延安采访毛主席，就是听胡老师用英语讲的。为让不同英语基础的同学都听懂这个故事，老师让我为同学们翻译。后来我能够考上清华并在清华为同学们做各种服务，与徐水一中这批优秀老师的引导和锤炼有直接关系。”董山峰回忆说：“他们来到徐水，大多是因为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个人和家庭遭受了很多不幸，但正是他们改变了徐水教育，也改变了几代徐水人。”
这样的判断几乎成为徐水教育界的共识。“我是1986年到徐水一中担任化学老师，那些老教师都是各教研组的带头人，每次教研活动，他们都让年轻人上台，给我们很多锻炼的机会。而且特别注重细节，他们的桌子永远是干净的，课后安排学生打扫教室，精细到了安排谁擦黑板、谁扫地上的粉笔屑，谁擦黑板边缘的粉笔末。”现任徐水区教体局副局长贾俊峰与董山峰一样都是徐水一中81级的学生，“正是因为一批优秀老教师的传帮带，我们徐水一中的教育质量始终保持了很高的水平。我们都以曾是他们的学生，跟从他们学习而感到荣幸，充满感恩。”
被这些优秀老师打开了人生天窗和学术天眼的董山峰，在知识的大海里搏浪击流，并具备了游向更广阔天地的水性和胆略。日常学习中，董山峰几乎变成了老师的助教，课间休息时，身边常常是同学们排队提问。1983年高考，徐水一中获得大丰收，81级一班几乎有一半同学考入各种高校，董山峰以556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高分子化工专业录取，不过他始终没有去了解自己这个成绩在河北省的排名情况。我们得到的信息是，当年全国参加高考有167万人，而清华在河北省只招收44人。
考入清华文理兼修
1983年夏，董山峰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虽然只是一个朴素的信封，但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却价值千金。
据葛承珍老师回忆，因为十分重视这封通知书，他特意骑上自行车把信送到了董山峰家里，那也是葛老师第一次到董山峰家。董家父母非常热情，执意挽留老师在家里吃饭，准备了“好酒好菜”招待老师。“好酒好菜”四字是葛承珍老师的记忆，但在董山峰印象中，虽然父母竭尽全力拿出了家里最好的饭食，但无非是多放几个鸡蛋，多几个家常菜，所谓“好酒”也无非就是当时十来块钱一瓶的徐水的“刘伶醉”。对此，葛承珍老师的回忆也堪为佐证，“董山峰家给我留下最突出的印象就是贫寒：几间西厢房，非常简陋。”
还有一个细节是葛老师和董山峰的共同记忆：按照徐水农村的习俗，小孩子不能上桌，所以有趣的一幕是一群大人在饭桌上推杯换盏互道感谢，而作为主角、一米七六身高的董山峰却只能在旁边服务，不能上桌，也不能随便插话。
此后，董家的客人络绎不绝，都是听说他考上清华的消息来家里祝贺的。而在徐水县城，这一消息也不胫而走。据葛老师回忆，他到县政府办事，人们都在谈论考上清华的事情，当葛老师说出自己就是董山峰的班主任时，“政府的人都竖起了大拇指”。
在并没有各种激励政策的当年，这份自豪是葛老师这位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最大的幸福和荣誉。
喜悦过后，董家开始犯愁，因为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行李。过去出门，没有今天的各种拉杆箱，贫穷的董家甚至也没有个像样的书包，常常用篮子装东西，用筐背东西，用包袱包东西。最后董山峰的大姐和姐夫把他们结婚时打制的一个绿色木箱拿回家来，才勉强算得上体面。当有邻居建议应该给董山峰准备一块手表以方便在清华的学习时，为避免父母为难，董山峰脱口而出，“我不需要手表”。
由于董山峰第一次去北京，为了不出意外，董家派出了大哥、堂哥和姐夫三人陪同。启程当天，董山峰看到用农用板车为他推行李的父亲，眼神里没有暴躁，满是喜悦和温和。“全家人的这种幸福感，是任何物质满足都无法带来的”，董山峰说。
简单朴素，是董山峰对于清华化工系高分子专业师生的印象。董山峰来到清华园，没有见到电影中和想象里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学者形象，他见到的第一个老师是他所在分（八）三班班主任范奎成老师。当时范老师穿着实验室工作服，像刚从工厂车间里走出来的工人师傅一样，与学生们亲切交流，这给董山峰今后思考清华校风时留下了永远的原点。在之后几年的学习中，董山峰发现清华的老师们也都十分简单朴素，心无旁骛，专心教学与科研。
时隔多年，董山峰还能清楚地记起在清华园上课的场景，他回忆说，周其庠、周啸、李松、刘德山、孙以实、赵士琦、胡平、王晓工、郭宝华等许多老师所授课程的第一讲往往要涉及学科历史，这些理工科老师性格各异，但普遍大音希声。说起专业滔滔不绝；说起人情世故，则寡言少语。
在认真学习化工专业的同时，董山峰探究人文苍穹的努力并没有停止。1983年，首届清华大学写作大赛，他根据自己对胡道稷老师的了解，以清华新生对清华老校友的审视，写出的报告文学《我是清华人》获得最高奖。他还和同学们选听徐葆耕老师的“西方文学思潮和赏析”课程。在那堂课上，董山峰发现人文竟然是如此瑰丽而奇妙，甚至突然意识到理工科老师的“大音希声”“滔滔不绝”和“寡言少语”其实就是生动的“清华人文”。
“清华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只有人文类公共选修课，待中文系1985年恢复成立，1986年开始在本校大三学生中招收第二学位生后，1983级一批喜爱人文的同学如获至宝。经过考试，在200多位报名者中，有30位同学获得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机会。由于大家对人文有强烈兴趣，毕业时工作方向大都选择了人文领域，且工作上卓有成绩。”董山峰说。
董山峰如饥似渴地选修学校的人文课程，到图书馆大量借阅经典读物，主动撰写阅读心得交给老师。“当时只是觉得自己的人文素养薄弱，想在老师那里验证自己的思考是否有价值”，董山峰这样回顾。他没有料到，在20世纪80年代清华园里奖学金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他在大学毕业后，竟然被通知回校领取两项重要奖学金：香港清华校友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中国语文奖学金。获奖原因是，他撰写的读书报告被评奖团队认为具有高度的主动性，体现出较好的学术研究意识和能力。
为新闻奔忙再累也快乐
毕业后，董山峰被当时的国家教委（今教育部）机关刊物《中国高等教育》选中，一辆小货车把他和一些简陋的行李接到当时的机关青年宿舍，距离八宝山革命公墓只有一站路，偏远落后的永乐小区。大学刚毕业，每月工资是116.5元，因为父母生活条件差，董山峰就设法每月挤出50元接济他们，剩下的钱只够勉强吃饭。“那时的生活费比我读第二学位时国家补助的76元还要少。但当时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很大影响力，写一篇好文章，编一个好版面，社会反响大，能解决问题，很有成就感。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总想多做些事情，总想出精品，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董山峰说。
在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杂志，每写一篇文章，董山峰都寄给自己大学毕业实习时所在的《光明日报》的老师。后来，当《光明日报》科技部需要增加一位能吃苦、善写作的青年记者时，那里的老师们推荐了董山峰。
1994年2月，29岁的董山峰调往《光明日报》。“当时光明日报社正处于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如火如荼的岁月，名家和高手云集，我的主体基础是理工科，新闻专业基础并不扎实，凡事只能比别人多吃一点苦”，董山峰说。
今天，我们打开百度，检索董山峰所写过的文章，这虽然远非其作品的全部，但却惊讶地发现：董山峰把自己的理工科基础，变成了一个记者的优势；把自己的家乡，也看成鲜活的新闻素材；特别是，把自己多年奉献国家的意识，融入了每一篇文章。在同样作为新闻人的我们看来，这已不只是“多吃一点苦”，而是“多一点情怀”和“多一点创新”的感人互动。
2015年前，董山峰经历了光明日报社多个岗位，采写过数千篇报道，撰写过数百篇“本报评论员”文章和各类评论文章，担任过《光明日报》两会报道、奥运报道、世博会报道、世界财富论坛报道、革命老区报道的负责人，几乎走遍中国的每一个省份，还到过世界十几个国家采访。
此外，我们还在董山峰的新闻履历中发现了一些“非典型”的新闻工作，比如，光明日报社十九大后两轮内部巡视的巡视组长，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访问学者，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协调小组成员，中央直属机关党校青干班学员，中央党校首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学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2021年厅局级调查研究班学员。
这些“非典型”新闻工作对董山峰的新闻专业工作有何裨益，对董山峰提高新闻工作质量和水平有何促进，我们已有感觉，但要得出准确结论，尚待今后深入采访。
我们目前掌握的准确信息是：2011年，董山峰当选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作为获奖者代表上台领奖。
一家媒体掌舵人的凌晨3点
2015年，董山峰被光明日报社任命为《博览群书》杂志的主要领导。《博览群书》于1985年创刊，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撰写发刊词。一家杂志有这样的出身和礼遇，显然是对国家有所担负的。
董山峰上任时，正赶上传统媒体遭遇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的强烈冲击。为了办好这本在海内外有巨大影响力的杂志，他发挥自己长期的新闻专业积累，发挥《博览群书》在学界巨大的号召力，发挥光明日报专业团队在办刊方面的雄厚实力，扬长避短，在满足社会大众经典阅读方面发力，在引导青年加强系统阅读方面发力，把新型媒体最为欠缺的内容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致不少新媒体反过来都和《博览群书》探讨合作。
“《博览群书》的读者是‘读书人、评书人、写书人’，虽然看似‘小众’，但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上，仍然有大批读者，而且都是高水平读者。要满足并引领这个高知识读者群的需要，编辑团队必须保持稳居时代文化潮头。”董山峰说。于是，我们看到，57岁的厅局级名刊主编，一如当年徐水一中那个勤奋少年，每天忙完工作后，晚上10点开始他独自看书和写作思考的时间，常常到凌晨两三点。
正是有了这份专注和执着，受到国内外读者高度赞赏的《博览群书》，被北京市报刊发行局确定为媒体融合试点媒体，并一跃进入著名的人天书店年度订阅百强排行榜的前八强，这在期刊出版界具有现象级意义。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光明日报社决定推选董山峰参评2022年韬奋出版奖，这是我国出版界的最高奖。
“人来世上一次，不要总想自己得到什么，而要常思我能为世界做些什么。有强烈奉献意识者，很少抱怨，很少烦恼，往往会有更多创造，往往会有更高质量，往往会有更多机遇，往往会有更多快乐。”回首人生来路，董山峰给家乡的新闻工作者以这样的寄语。（记者：刘浩见习记者：孔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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