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卫全校长的第一幅自画像
龚卫全校长的第二幅自画像
不久前，记者接触了教育部“农村校长助力工程（2020）”首都师范大学初中校长培训班的几十名农村中学校长。在与这些农村校长及项目实施者的近距离接触中，那些写在报告中、刊登在媒体上的成就和数据变得生动而立体起来：
“乡村弱”还原了校长们面临的我国基础教育现实。但改变“乡村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处地区经济相对更加落后、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师资队伍相对薄弱、教育观念落后等诸多因素，都在制约着农村教育的快速发展。
“有学上”和“上好学”则演变为校长们努力突围的持续尝试——去年年底，教育部在对我国“十三五”以来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总结时指出，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30.9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含教学点）办学条件达到基本要求，占义务教育学校总数的99.8%，全国95.3%的县通过了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验收。我国基础教育已经历史性地解决了“有学上”问题，正在向实现“上好学”迈进。
自画像：勾勒出一群背负压力前行的农村校长
在培训班上，记者看到了一幅用几分钟完成的自画像，画面很简单：远处有一座“大山”，面前有一条“小河”，一个头顶标着“我”的小人正在迈着大步奋力地向前走着，画面上还有两个小人，头顶分别标着“老师家长”和“学生”，这两个小人不仅落在后面，而且还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自画像的作者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位农村中学校长龚卫全。龚校长在画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难以跨越的河，难以翻越的山，难以带着前行的人。”在龚校长看来，这幅画就是自己日常工作状态的写照，这种艰难和无力就是自己工作时的感受。
这幅自画像是龚校长进入培训班后完成的第一项作业。
“我们让校长们在建班时和结业时均画一幅自画像，建班时的自画像呈现的是校长们参加培训前的日常状态，结业时的自画像是为了检验培训的效果。”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杨朝晖说。
杨朝晖介绍，这个培训属于“国培”计划，每年一次，培训对象为农村中学的校长，已经连续做了9年。目前为止已搜集了上百幅农村中学校长们的职业自画像。
让杨朝晖及项目团队的研究者们感到震撼的正是每年开班时，校长们交上的一幅幅自画像。
在这些自画像中，大山、负重的人或动物是最常见的元素。比如，自画像上常会出现牛的形象。牛本来就给人任劳任怨的印象，有些校长在自画像上做了这样的批注：“只有耕不完的地，哪有累不死的牛。”“这些都反映出校长们在工作中正承担着沉重的压力，甚至已经不堪重负。”该项目的班主任、首都师范大学徐月博士说：“一个人的自画像就是自我意象，反映出个人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
“如果从这些自画像还无法看出我们这些校长的压力的话，可以看看这两张照片。”来自江西兴国县鼎龙中学的韩周兴校长找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拍摄于2009年，那时他当校长仅一年，一张摄于2020年。“两张照片最大不同是，2009年时的我不仅年轻而且头发浓密，现在头发没了。这见证了10多年校长历程中的心酸和辛苦”。
不仅有十几年经验的“老”校长备感压力，年轻校长也不例外。
杨朝晖介绍，2018年，一位年轻校长的自画像是个机器人。虽然自画像的内容更年轻、时尚，还多了科技元素，但是表达出来的内涵是相似的。这位校长在自画像上写道：“机械的生活、机械的工作。”
“这表现出的是校长内心的无力感。”杨朝晖说，“几年培训我们接触了几百位农村中学的校长。整体上看，这些校长长期以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坚守在农村教育一线，他们的身心承载着巨大甚至过大的压力。很多时候，校长们疲于应对各种琐碎、困难的工作，难以整合，工作的自主性、能动性和效能感都很低。农村学校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阵地。农村校长无力，则农村学校无力，振兴农村教育及农村社会都将受到阻碍，因此，对农村校长职业状态的关注不仅重要而且紧迫。”
应试道路上狂奔？应试不是唯一出路，农村孩子更要有自信
自画像把农村中学校长内心的压力显现了出来，而随着了解的深入，这些压力变成了一个个摆在校长们面前的具体难题。
在交谈中，不少校长都表示，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更多的孩子送出农村。
几年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丁塘镇中学杨学明校长也有类似的愿望，而且他曾经在抓学生成绩上“很有办法”。
2013年时，杨学明在学校担任副校长，当时学校的成绩在全县排在很靠后的位置，老师们干得也没劲。杨学明便跟校长申请自己带一个班，“我想用我的办法影响老师，告诉老师们‘没有不可能’。”杨学明说。
当时，杨学明所带的八年级在全县统考时，数学成绩的平均分比第一名低了20多分，老师和学生都很受打击。杨学明下定决心“苦干”一场。
杨学明所用的办法就是挤压学生的时间。“我不放过任何一点空闲的时间，只要发现有空闲时间就去找学生解决他们的问题。最初，很多学生非常反感我。”
最夸张的是，学校每周日的晚自习时间从晚7点到9点，杨学明把开始时间提前到了下午5点，“讲、练、考合在一起整整5个小时，每周如此。”慢慢地学生也适应了，从最初的讨厌到后来到处追着杨学明解决问题，“最终，中考时我们班单科（数学）成绩全县第一。”杨学明说。
虽然是喜讯，但是听起来很悲壮。
应该说，与杨学明类似的故事，记者已经在很多次的采访中听过，“带领孩子考出去”几乎成了每个农村教育者的使命。
很多校长告诉记者，农村学校的应试惯性很强大。很多农村学校现在依旧在应试的路上狂奔着。这不仅表现在老师狠抓学生的分数上，还表现在，学校主要依靠分数考核老师，教育管理部门也依据学生成绩考核学校……
“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这是很多校长在给老师和学生们打气时常说的一句话，甚至有些老师为了鼓励学生学习，自己掏腰包给学生发“奖金”。
然而，这种“苦”这种“拼”并不是有效缩小城乡之间教育质量差距的真正办法。
当越来越多优秀的农村孩子离开农村后，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这种差距又会促使更多的人离开，后果是“考出去”的难度越来越大了，逐渐，农村教育越来越应试化了，陷入学习-考试-学习的无限循环中。
更糟糕的是，在这种强压下农村孩子的自信也没了。“如果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教育就像农业生产，不同的种子需要种在不同的土壤中成长，需要水分、阳光。而我们现在却把农业生产变成了工业‘流水线’加工，忽视了对学生个性需求与多样培养目标的关注，回避了农村教育在乡村振兴、国家长远发展中不可替代的社会责任。”杨朝晖说。
改变的契机出现了。
“有一件事对我触动极大。”杨学明说，2016年，一次运动会后，杨学明看到一个学生一边拿着运动会上得到的奖状一边说：“9年了我没有拿过一个奖状，我也是能拿到奖状的人了。”
这名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不好，但是“孩子当时的语气非常坚定，眼神里充满了自信，我一下子被感动，我也要让我们农村的孩子自信起来。”杨学明说。
杨学明在学校里办起3个社团，“花儿”、剪纸和篮球。“我们这样的农村学校里办社团的并不多”。
学生们起初并不感兴趣，杨学明就请来了当地著名的非遗传承人授课，还培养自己学校的教师。很快，年底的联欢会上学生们唱出了两首“花儿”，疫情期间，学生们剪出了“武汉加油”的剪纸作品。“孩子们活泛起来、自信起来了。”杨学明说。
以前，由于“苦学”，学生们早晨6点多就开始学习，晚上睡得很晚，经常出现学生上课睡觉的情况，学习效果也不好。从2020年年初起，杨学明便规定每天下午4点到5点，所有学生都不能留在教室学习，有社团活动的去参加活动，没有社团活动的就在操场上跑、跳。
最初老师们都不习惯，觉得校园太乱了。慢慢地，学生们逐渐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项目，有的打篮球、有的打乒乓球，操场上也有了秩序。
“更重要的是，晚自习大家精力也足了。把学生的素质真正搞上来了、自信了，学生们学习自然会有自觉性了。”杨学明说。
“这些校长本身就对农村、对教育怀有炙热的情感和信心。”徐月说，当他们回看自己走过的路时，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就可能出现教育变革的契机。
农村学校成为师资培训基地？改变了教师才能改变教育
提到农村教育，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农村教师。这些年国家出台了多个政策，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出台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文件，激发教师奉献农村教育的内生动力，就是为了农村教师能够“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但在现实中，教师问题仍然是农村学校校长们最常见的难题。
河北省唐县王京镇初级中学校长史宪彪面临的是教师年龄偏大的问题，“我43岁，在全校80多名教职员工中，排60多名”。
如何激活老教师的工作动力是史校长要解决的问题。
有校长为教师年龄偏大发愁，就有校长为教师太年轻发愁。
韩周兴校长介绍，他这几年总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特岗教师培养成学校骨干？在韩校长的学校，共有特岗教师32名，占到学校教师总数的1/3。
还有的校长为学校的教师结构发愁，“我的老师总数是够的，但是地理老师同时还教一个班的数学，政治老师还要教语文。”一位校长说。
而最让农村中学校长发愁的，还是如何稳定教师队伍、把教师留在农村的学校中。有人说，“农村学校就是教师培训基地”，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特别是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教师进入了农村学校。这些教师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工作更有朝气，但是，依然在教育教学经验等方面存在不足，还要经过一两年的培养才能成为成熟的教师，但是，刚刚培养好，一些人就会通过招考等方式离开农村进入县城的学校。
“越是优秀的越容易走。”有校长说。
杨学明曾经统计过，全县能排进第一梯队的优秀教师中，有60多个来自他所在的学校。
面对这种局面，杨学明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