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贫困就在教室里。只有教育脱贫才能真正消除贫困，彻底改变贫困者的命运。
大家自然说起沈仁菊第一个考上清华，成为巧家的骄傲。沈仁菊苦笑着：“千万别拿我当骄傲。这不是骄傲，这是教育的悲情。新中国成立快70年了，一个60多万人的大县，才考出来我一个清华生，我都觉得惭愧。教育出不来人才，家乡能不落后吗？能不贫穷吗？想想，就落泪。何况，我还是从昭通一中考走的。”
他们感慨：“巧家的落后，最突出的是教育落后。”
对于贫困山区来说，乡村学校不仅设施设备简陋，师资力量更是薄弱。
教育是解决一代代人的问题。扶贫攻坚中，大家常说，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靠什么才能阻断？只有通过教育，最终才能把穷根彻底拔掉。最优先改善的，应当是教育的环境和条件。首先实现对人的教育培养和能力开发，通过提高文化素质不断赋能，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脱贫。
贫穷不仅意味着生存资源匮乏，更意味着缺少机会。使用最低成本改变贫穷情况的是教育。因教育使人得到知识，获取力量，从而有更多机会发展自己的能力。把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放在好的环境和条件里也不可能富有。伟人毛泽东就讲：“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也有人说，没有文化的人群只能像动物一样寻找食物。
从国际上来看，人均收入的高低也与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直接有关。发达国家的人均受教育时间长，国民人均收入也高。从国内来看，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也导致了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衡。偏僻落后的地区与沿海城市、发达地区之间教育状况差距太大。
脱贫，归根结底就是解决人的生存能力问题。一个正常人的生存不可能靠别人去维持，必须自食其力。所以，每一个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体，也是脱贫攻坚的对象。
脱贫攻坚，教育在先。扶贫就是“扶人”。“扶人”就要扶“智”扶“志”，就是赋能。人是“核心”。只有实现文化脱贫和精神脱贫，提升人的素质，才能从根本上脱贫。
当下的贫困除了环境因素外，更多的是“能力”“素质”因素。对于那些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的贫困群体，要提升“素质”。把他们的潜能开发出来，释放出来，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靠自己的能力实现“两不愁”，是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一个身心健全的人在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之后，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有贫困的理由。
从贫困地区走进首都的大学校园，与那些城市学生相比，有没有自卑感？
他们毫不含糊地说：“没有。”
沈仁菊笑着说：“我从大山沟里考进清华来，和城市同学比起来，更不简单。是不是？”
他又说：“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大家的包容性很强。在这个学校里感觉没有高低、穷富之分，大学都向往学识。这个学校的内涵太丰富了，那种氛围很滋养人。我能进入清华园上几年学，受益无穷，也是今生之幸了。”
不知道这些学子们的“扶贫观”能否得到公众或专家的认可。但他们用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证明了一个“时代命题”。
沈仁菊说，在他家乡流行一句话：谁家里出个了大学生，谁家就拔掉了穷根子。
也许阿泥卡还有另一种答案。
4.夜话阿泥卡
为什么巧家县的第一个清华生会出在阿泥卡村？那里会有什么特异之处吗？
探访阿泥卡是在2018年春节前夕。阿泥卡是老店镇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山村，距离镇政府25公里，坐落在一面山坡上。平均海拔2000多米。
到阿泥卡的乡村道路已经硬化，而村内主干道还是土路。沈仁菊家坐落在小山村最高处的红砖社，因为离村委会最远，海拔最高，被称为阿泥卡的“小西藏”。
车子沿着山坡向上爬去，路面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沟坎，被农用车辆辗轧地坑坑洼洼。车子蹦蹦嗒嗒地跑了大约2公里，来到红砖社区沈仁菊家的小院前。
沈仁菊的父亲叫沈云龙，今年51岁了，正在院子外面劈木柴。他身材魁梧高大，黑红的脸膛堆满了笑容，五官要比普通人大出几个尺码。握着他那张厚实的大手就像抓着烤热的松树根，温暖而粗粝，还有点扎人。
沈仁菊的父母和80多岁的奶奶在一起生活。2015年国家展开脱贫攻坚战之后，家里陆续通了水和电，父母还领到了政府发放的低保。
沈仁菊一家依然住着土木结构的老式房子。父母住三间堂屋，右侧是两间土木结构的配房，左侧是大门；院子不大，三米外就是一个两米多深的坝院，养着猪马牛。院坝就是他们家全部经济的“生产车间”。
那匹瘦削的灰马咀嚼着地上的玉米桔，显然营养不良。沈云龙下到院坝往水槽里添水。它用一种乞怜的目光望着主人，喝了几口水，又无奈地低下头去继续咀嚼玉米桔杆。
“不喂饲料吗？”
“哪有那么多噶？”沈云龙说，“只有农忙季节才给它们加一点碎玉米，平时只能吃玉米桔。”
沈仁菊家里有5亩地，多是玉米，还有少量土豆，另外还有5亩林地。没有多余的东西喂养牲畜。
贫困是所有生命的苦难。据说，十几年前，大药山的秋季就曾发生过野猪为争夺山野里的一片玉米，与当地村民发生过激烈的群战，致一人死亡，多头野猪受伤。谈及场面，令人毛骨悚然。
据专业部门调查，由于“野保法”的实施，野猪繁殖较快，大药山一带生活着数千头野猪。每到冬季青黄不接，野猪就会组团进村觅食，常与村民发生冲突。
贫困让不一样的生命面临同样的困顿与生存危机。
后来，为保护野生动物不受伤害，云南省和各市、州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定，政府为受损农作物买单。巧家林业局野保办的负责人说，仅此一项，昭通市每年通过保险公司向农民支付赔偿金多达300万元。其中巧家就有20多万元。
山民不再与野猪计较。于是，双方夺食大战最终和解。这是一部人与野猪的“战争与和平”。
阿泥卡一带常有猴子偷吃玉米，损失不大。沈仁菊的父亲说，去年他家的玉米抽穗的时候就被猴子掠夺过一次。
大门旁放着两个背架，磨得又光又亮。沈仁菊的父母就用它们背出一年四季的收获，背出山里人家一个个日子，一天天的希望，也背出了一个清华大学生。
父母住的三间土木结构的老房子在80.3地震时，后墙开裂。后来，一辆农用三轮车从房后路过时，因雨后坡陡路滑，翻滚下来，把房屋后墙又砸了一洞。虽然几经修补，已成危房。父母一直想盖新房，终因经济条件所限没有动工。
这次寒假，沈仁菊回家陪父母过春节，也曾和父母商量盖房子的事。沈仁菊已在北京一家建筑集团就业。他想等工作两年有了些积蓄，把房子盖得好一点。
吃晚饭时，老店镇政府负责民政工作的同志和阿泥卡村党支部书记彭进宜也来到沈仁菊家。他母亲做了满桌子的菜，蒸腊肉、炒土鸡、炖排骨，大概这就是他们年夜饭的标准了。
饭做好了，沈云龙请大家入座。家里没有酒杯，沈仁菊拿出来几个纸杯为大家斟上上父亲烤的苞谷酒。沈云龙热情地招呼大家喝酒吃菜。小饭桌上顿时活跃起来。
镇政府的同志边给大家敬酒，边说：“阿尼卡村是镇上干部直接挂包的贫困村。全村有3609人，人均耕地1.59亩。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养殖为主。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土壤瘠薄，干旱缺水，交通不便，还存在一定的饮水困难。绝大多数村民仍然住着土木结构的老房子，属于深度贫困村。”
“我们村人均纯收入3000元左右，按脱贫标准还差700多元，这个数字不算小。”彭进宜说，“教育方面的政策，保证孩子上学没问题。村里小学到初中没有辍学的孩子。”
阿泥卡村有600多人常年在外打工。这是大多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面对贫困，祖祖辈辈守望在大山里的阿泥卡人，从来没有放弃怀揣的许多梦想。也许这些梦想就是巧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出在阿泥卡的理由。因为他们的梦想不仅大胆，而且富有想象力；更重要的，他们有为实现梦想而坚守的挚著精神。
阿泥卡最缺的是水源。没有灌溉用水，只能靠天吃饭。
彭进宜说：“村里曾向上级部门提出修个水库，成本太高，政府一时也没这个能力。现在吃的水是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急需解决的是灌溉用水。目前还没有办法，需要镇里关心一下。”说完，他端起酒杯和镇政府的同志碰了一下，两人一饮而尽。
尽管缺水，阿泥卡人也想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村“三委”商量了几次，认为养驴非常合适。村子里的林头的草长得很深，上面植被好，适宜发展养驴产业。如果每家养10匹驴，形成规模养殖，效益就出来了。村里打算2018年给镇里报这个方案。
阿泥卡人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种冬油菜。冬油菜农历二月份就能收，菜籽可以榨油吃，菜籽干了打成糠，可以喂驴，喂猪也可以，这就可以增加农民的经济效益。每年春节，漫天遍野的金色油菜花，还可以开发景观旅游。
彭进宜说：“我们想研究这些东西，不知是否成功。我想明年申请镇上和省里的农科院，请专家过来帮我们研究一下。”
这里老百姓，不是“种”就是“养”，要不就外出“挣”，没有别的门路。“没有水，种、养都没好办法。我们这里只能这样了。”沈云龙向大家敬了杯酒，放下杯子然后说。
彭进宜拿起盛酒的缸子给沈云龙添酒，又被沈仁菊接过去。他对沈云龙说：“老哥哥，老百姓跑到外面打工不是长久之计。咱老百姓有句话：鹅毛遍天飞，自有落地时。外出打工的人最终还是要回来的。”他又向镇政府的同志举起酒杯，“你说是不是？要真正脱贫，还得修上路，把水引过来，旱地变成水浇地，发展比较高效的种植业、养殖业。”
镇政府的同志连忙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举杯喝干。用手抹着嘴角说“要得要得。”
彭进宜脸色微微泛红：“我们想要干的事情，就是调整产业结构。我们毕竟都是老百姓，能力有限。虽说一时干不成，但我们敢想。如果想都不敢想，能干什么事？”
他又说：“我们也不能总是空想，抓住机会就得干。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努力争取，积极推进。全国都在脱贫攻坚，我们不能坐享其成嘛！”
大家都认为，阿泥卡要发展油菜、养驴产业，需要科技支撑，恰恰这方面薄弱。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缺少技术培训，老百姓文化素质低，培训起来也很困难。有文化的青年人大多外出打工了。村里想立个项，搞个适合于这里土壤、气候的种植或者养殖，没人才，搞不了。说来说去，穷根子还在教育上。
基层农村，还是要把教育抓好，把每一个人培养好，把一代代人培养出来。如果教育跟不上，村里人没文化，不会做技术，怎么奔小康？所以，培养人才是最关键的。
彭进宜还说，恰恰在教育上存在不少问题。阿泥卡村完小1—6年级，加上7个学前班，有学生270多个，加上药山镇洗羊塘村搬迁下来的80多个学生，一共364个学生；仅有14名教师，其中还有4名代课教师，师资力量不够。按规定的教师与学生的比例，还缺6名教师。学校的硬件设施也跟不上。
大家还认为，教育方面，还有一个群众教育的问题。现在群众工作很难做，基层农村在这个方面压力很大。市场经济发展了，教育却没跟上。冒尖户没有了，叫穷的人多了，这是我们基层普遍的问题。教育跟上了，他咋可能叫穷？他会自强不息，勤劳致富。
沈云龙说：“有些人太赖。如果政府有50元的困难补助政策，他宁愿一天到晚蹲在村委会门前等着拿50元钱，也不想去劳动挣来100元，这种懒汉思想怎么脱贫？”
他们都认为，这些人大多是没文化，没志气，思想跟不上。归根结底是文化教育没跟上，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不能接受新的事物、新知识、新技术。没有能力，缺乏自信。有文化有素质，有能力的，是不会放弃自我努力的。
彭进宜却说，由于村干部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遇到问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处理，也不会带领群众谋发展。大学生放到村里来，当然好。但，大多数人待不长就走了。要真正解决农村干部的素质问题，还是要从文化教育入手。如果我们国家能够实现高中义务教育，国民教育都能达到高中或专业以上的文化水平，农村的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代代人的提高
